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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鐵最后一站

2019-11-20 10:58 人氣:

  2014年9月28日,北京地鐵4號線天宮院站,南來北往的異鄉客。本版圖片均由視覺中國供圖

 
 
 
  2013年9月16日早上,北京地鐵4號線因故障停運。這是地鐵站內的乘客。
 
 
 
 
  2008年2月27日,北京地鐵4號線的一條隧道。當時,4號線還未全線鋪軌。2009年9月28日,4號線開通運營。
 
 
 
  2015年11月2日,北京地鐵4號線天宮院站附近正在開發的小區。
 
 
 
  2018年8月6日19時,北京地鐵4號線開往天宮院方向由于列車運行緩慢,西單站出現大量乘客滯留現象。
 
 
 
  2018年12月30日,北京,天宮院地鐵站附近一家大型購物中心開張。
 
  北京每天的蘇醒和入睡是有節奏有次序的。以早高峰為例,最先活泛起來的地方是神經末梢——那些地鐵線路的終點。比如地鐵4號線最南端的天宮院站,早高峰來得很早。早晨6點30分左右,站臺上已經排起長隊。晚高峰又結束得特別晚,以至于在通往這里的末班車上,仍然難以找到座位。
 
  天宮院確實是一個敏感的末梢——它客流量的潮汐,直接反映了住在這里的人群早出晚歸的作息。
 
  從這里出發,24歲的趙倩要見到地鐵列車的29次“吞吐”,才會到達目的地。她的工作地點是中關村,互聯網巨頭和新興經濟組織密集之地,被視為中國的硅谷。
 
  她和一只貓住在天宮院。與4號線上的“北宮門”或“圓明園”站不同,“天宮院”地鐵站并非因為擁有一座皇家建筑而得名。它是北京南端的大興區北臧村鎮23個村莊中最大的一個。但是,趙倩給她的貓取了個名字叫“皇上”。
 
  1
 
  打從地鐵2010年年底通到這個村莊起,“天宮院站”就是承前啟后的。它是北京地鐵4號線延長線的終點,趙倩回到天宮院站就算到了家,但對車廂里的另一些人來說,它還是一個起點:出站之后,他們乘坐一趟專線公交車,回到河北省固安縣的家里。這種生活每天的通勤時間可能達到5個小時。
 
  天宮院再往南,過了永定河,就到了固安縣的地界。北京的手機用戶即便身在縣城中心,也未必收到移動服務運營商“河北歡迎您”的短信。有人開玩笑說,可能是固安離北京太近,你還用著北京的信號呢。
 
  趙倩當初在不同的租房中介網站上尋找住處,最終鎖定了一條“急!轉租”的帖子,房子距天宮院地鐵站321米。發帖人由房東手里租下這套兩居室,趙倩則以月租1700元分租到次臥。她的工作單位附近條件相當的一間臥室,租金要“貴一倍還要再拐個彎兒”。
 
  前任租戶把鑰匙遞到她手中,告訴她,天宮院是“榮華富貴之地”。由天宮院地鐵站向西數,四條南北向大街分別叫“天榮大街”“天華大街”“天富大街”“天貴大街”,“榮華富貴”齊了。
 
  她在地圖上仔細對照,發現自己周邊盡是各種村、場、莊,龐各莊、皮各莊、韓村、丁村,“有點回到老家的感覺”。
 
  到北京前,她想過一串“竹竿胡同”“草帽胡同”這種地道的北京地名。“胡同”這個詞本身就來自蒙古語,帶著元朝大都的味道。
 
  她又很難將“天宮院村”與自己安徽老家的村莊歸到一起。
 
  通車之后,天宮院地鐵站的4個出口中有3個出口,在隨后的幾年里蓋起了住宅小區。雖然3個小區分屬于不同開發商,但有一個共同點——名稱里都帶“春天”。
 
  年輕人在這些“春天”里成家生子,然后將父母接來一起生活。7年后,頭期開盤的商品房價格已是最初的近3倍。業主拿到鑰匙時,方圓1公里內基本沒有商店和其他生活服務設施。除了一個報刊亭和巡邏的警車,再就是幾個早點攤。
 
  現在,同一個地方長出了高層住宅和購物中心。在高樓的腳下,每天早高峰時段,會有8000至9000人進入城市的軌道交通。打著呵欠的人們,通過幽深的地下隧道,被輸送到北京的深處。
 
  2
 
  前任租戶臨走時叮囑趙倩,“早晨上地鐵一定要坐到座位,不然路上會很慘”。在天宮院,這是一種共識。
 
  “如果你在天宮院站沒有坐上座,那基本不會再有座了。每一個搶著要坐下的,至少有1個小時路程。”在附近住過一年半的周迪說。
 
  北京這座城市已鋪開的22條地鐵線上,有398座車站,承載著每天超過1000萬人次的人口流動。跟市中心的地鐵站不同,天宮院地鐵站的4個出口,都設有免費的自行車停放處,帶有頂棚,上下兩層。外面圈出來的空地上,則整齊地停著一排排電動車,車把上掛著厚厚的擋風罩。
 
  附近的道路兩邊通常停滿了汽車,幾乎是車頭挨著車尾。那些帶有“黑晉魯豫冀蒙蘇”等省份簡稱的車牌,可以為一個正在學習國家地理的孩子提供一份指南。
 
  再往北1公里,就是北京的六環。根據2019年11月施行的辦法,外地牌照車輛進入北京六環及以內區域,需要辦理“進京證”,每年限辦12次,每次期限最長7天。非“京牌”車違規上路和停放,都面臨罰則。
 
  以天宮院地鐵站為目的地的“固安專線”公交車不存在這種風險——車上都掛著“京牌”。
 
  周迪到現在都記得,早晨看到“固安專線”公交車進站時,自己的第一反應就是——“跑!”不跑就沒有座位了。
 
  地鐵站口總有人小聲地拉客,“固安走嗎,10元一位。”她好奇,“固安到底有多少人在北京工作?”
 
  僅據固安公交公司介紹,每天通過該公司專線公交往返天宮院的就有三四千人次。對“固安專線”上的人來說,天宮院擁有“進京第一站”的地位。2015年,由固安南站開往天宮院站的這條專線開通,每天早晨5點30分發車。公交車會在固安城內兜一個小圈,停靠若干站點,最快1個小時抵達目的地,全程票價8元。
 
  公交車不是唯一選擇,往返固安和北京的通勤族可以選擇由大廣高速開進北京南六環,也可以從大廣高速轉到京開高速,直抵北京南三環。
 
  為固安一家地產公司工作的陳聰(化名)回憶,2015年時,固安的新樓盤大約9000元左右1平方米,那時候多是自住的年輕人,一個名叫“孔雀城”的樓盤,一個月能賣100多套。轉年的年初,房價漲到每平方米1.2萬元,最貴的時候兩萬多元。購房者看重位置,離附近的大廣高速公路越近的房子越好賣。
 
  “那時候賣房都不用太多介紹,對標燕郊,告訴客戶固安就是下一個燕郊。那時候燕郊就是買‘環京’(地產)的標桿。”陳聰感慨。
 
  燕郊是北京正東方向的另一個小鎮,隸屬于河北省三河市,距離天安門30公里。近10年來,它被視為北京的“睡城”,房價一度漲到每平方米4萬元,比河北省會還高。燕郊的很多居民過著潮汐式生活,目前每天約有40萬人往返于北京與燕郊之間。
 
  一個在北京和固安之間過了3年“雙城生活”的年輕人說,像他這樣工作地點位于北京地鐵4號線沿線的人,大都選擇拼車或乘坐“固安專線”到天宮院,“地鐵進城時間有保障”。他每天坐第一趟專線趕往天宮院,沿途至少要下車一次,接受進京檢查。
 
  2018年,一份更嚴格的有關房地產市場“平穩健康發展”的地方性文件出臺之后,固安的房價有所回落。但仍有不少在北京發展的年輕人買房選擇固安,當地一些小區在規劃時就設置了通往北京的班車,直達中關村、望京或是西單。
 
  3
 
  從南六環外的天宮院站到北四環的中關村站,近40公里路,趙倩聽到29次“車門即將關閉”的提示。
 
  “車門即將關閉”的時候,常常有人以百米沖刺的架勢揮動著胳膊撞進來,靠著那股沖勁,撕開一個口子,跟在后面的一兩人也能趁機擠上地鐵。
 
  第一次經歷地鐵4號線的早高峰時,趙倩并不覺得人多。后來她才意識到,因為自己在始發站上車,坐在了座位上,“越往城里走人越多”。據她觀察,自天宮院向北,前12站下車的人極少。到后來,車廂里人貼人,擠得像堵墻。直到過了西單站,人貼人、肚皮貼車廂、手把門邊兒的狀況才有所緩解。由此,人們可以稍微體面地進入在她看來“租金高、人少”的海淀區。
 
  坐在座位上,她沒怎么注意過擁擠車廂里乘客的表情和衣著。“看不到,你自己試一次就知道了。”
 
  迄今為止,周迪在車上勸過兩次架。車廂內部矛盾不外乎“你踩我了你推我了你干嗎擠我”。但她自己有座時,不敢去勸架,因為當事人可能會嫌她“坐著說話不腰疼”——“你都有座了,還能說我?”
 
  即便總要在這樣的車廂里呼吸,打小兒生活在五六線城市的趙倩仍感到興奮,她在心里告訴自己,“這就是北京,北京上班就是這樣的”——上班遠,路上花費的時間長,但機會多,可以讓人變得很強大。
 
  研究城市規劃課題的學者也正在關注通勤問題。北京郊區化研究的傳統界定方法,通常把北京劃分為三個層次:內城區、近郊區、遠郊區。學者劉常平在“北京城市職住空間演變、通勤需求與就業可達性特征”的研究中指出,在2015年,北京通勤距離20公里以上的就業人群占比超過了20%。到2018年,北京中心城區常住人口1165.9萬人,占總人口的54.1%,較2015年減少118.8萬人。近郊區成為近年來人口增長最快的區域,人口出現向外疏解的態勢。
 
  在北京,年齡越小承受的通勤時間越長,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布的《2018年北京市居民時間利用調查報告》是這么說的:15歲至39歲青年每天的通勤時間平均為1小時52分鐘,40歲至64歲的中年人為1小時15分鐘,65歲以上老年人為52分鐘。
 
  楊昊然與趙倩的通勤軌跡幾乎一樣:在天宮院進站,在中關村下車。他居住的小區與趙倩的住址之間只隔了一條馬路,每天比趙倩提前半小時出發。他與3戶人家同在一個屋檐下。到北京工作快3年,他月薪到手是5000多元。
 
  這個年輕人坦言,住在天宮院,圖的是交通便利、房租便宜。他偶爾也覺得通勤時間過長:3個小時,一天的八分之一,能坐高鐵在北京和石家莊之間跑一個來回。相當于每10天就有一天用于通勤。“活著活著就這么白白少了1天,細思極恐。”
 
  但在“把地鐵當成第二張床”后,他感覺好了很多。坐上地鐵,他就習慣戴上口罩和帽子補覺。他沒興趣睜開眼睛觀察地鐵里的蕓蕓眾生。“坐著也看不到什么,你抬頭就是人啊,手機啊,耳機啊,戴著耳機看手機,還有的看別人手機。”
 
  他曾與朋友合租天宮院的這間10平方米的臥室,中介提供的單人床、衣柜和一張電腦桌之外,兩人買了一張行軍床,輪流使用。
 
  盡管每天近3個小時在路上,趙倩仍對自己的第一個落腳點十分滿意。入住半年后,她以每月4100元的價格與房東續租整套房子,也成了“二房東”。像前任租戶一樣,她在網上發帖尋合租室友。在帖子里,她增加了“比較高端的樓盤”“距大型購物中心一站地”“小區門禁和綠化都很好”等描述,還有一條是:“終點站!有位子坐!”
 
  4
 
  周迪和男友劉亞洲在2017年年初搬到天宮院,租了80多平方米的一套兩居室,2012年建成,已是周圍“最老”的房子。
 
  此前,他們以同樣的價格租住過天宮院以北的新宮站附近一套一居室,也曾在繁華的國貿CBD附近租過一間臥室。說起國貿,他說,“那個破爛地方,太令人嫌棄了。”“但畢竟位置在那,是那么核心的地方,出門走兩步,就是整個國貿。”
 
  那是在只有四五棟“老破小”建筑的小區里,一套三居室,客廳也打了隔斷辟為臥室。房子里住著在附近上班的4戶人。廚房里站兩個人便錯不開身,他們早晨在廚房洗漱后,匆匆趕去單位如廁。倆人眼見著其他三戶人在擁擠的房子里接待親友,這套房子最多時住過11口人。
 
  劉亞洲說,穿過這四五棟樓,抬眼望去都是高級寫字樓,他的住處,讓人產生一種在“年薪百萬”包圍圈里窮得“瑟瑟發抖”的感覺。
 
  事實上,他和女友是這套房子里掙得最多的,兩人月收入接近2萬元。他們所了解的鄰居,有事業單位的合同工,也有“像在金融機構里發廣告的”。
 
  附近沒有便利店,最近的超市需要步行20多分鐘。他們在居民樓一樓找到了最“古樸”的小賣部——只有一間房子,出售香煙和冰棍兒,但一些常用物品比如襪子是買不到的。周邊最多的就是山西面館,“碗跟盆一樣大”的面15元錢一碗,“吃完特別扛餓”。那時,附近的北京第一高樓“中國尊”還在建設中,同他們一起吃飯的大多是頭戴安全帽的建筑工。
 
  “因為窮,又想住得好一點。”趁著房東要裝修房子,劉亞洲拉著女友搬離國貿,沿著地鐵4號線找房。
 
  蛋殼公寓聯合知乎發布的《2019租房青年生活調查報告》顯示,喜歡獨自租房的90后和95后人群,占比超過80%。學歷越高、收入越高的人,越愿意選擇獨自租房。
 
  天宮院站本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。他們將“出城”的第一站定在了天宮院向北10站的新宮站,“住的品質有了大幅度提升”。一年后,房租漲價30%,他們繼續南下。
 
  “每向南一站地,租金會稍落一點點,天宮院不是最便宜的,但只有天宮院才能上得了車。”劉亞洲作為地鐵“常旅客”總結著經驗。“坐與站是質的區別。如果坐著,多坐十幾站或半個小時沒什么。”
 
  5
 
  地鐵上的一個座位太重要了。
 
  周迪不喜歡冬天,這也與地鐵有關。“冬天大家穿得多,地鐵的容量明顯不夠了。”
 
  她在通勤路上,經常看到人們緊緊拉著欄桿,站姿都被擠歪了,陌生人被擠得幾乎要貼到她的臉上。“那也無所謂!你都坐著了,還說啥?能上車就已經很幸福,多得是等了三四趟地鐵都還沒上來的人。”
 
  他們找房時,一位房屋中介建議,如果覺得租金貴,可以考慮倒數第二站地鐵附近的房子,會便宜幾百塊。“4000元到4500元可以租一套兩居室,差一點的不到4000元,考慮一下嗎?呵,在中關村附近,4500元能租個10平米內的臥室。”
 
  這位中介強調,很多租房者都是這么坐地鐵的,“上班的話,可以從倒數第二站坐到終點站,(再往回坐)能有座兒。”
 
  趕著“北上”的乘客渴望著地鐵上的一個座位,地鐵尚未觸達的地方等著地鐵南延。固安縣政務網站,多年里一直顯示著乘客們對“固安專線”增加車次、更改線路等方面的建議。據這趟線路的工作人員介紹,專線的運營高峰有著“早進城、晚歸鄉”的特點,周二至周四每天發車103次,承載著3000人次的往返,周五至下周一每天發車113次,往返超過4000人次。
 
  很多人在期待地鐵南延。劉亞洲始終不認為“南延”能成真,根據他的觀察,“4號線早高峰運力已經到極限了”。
 
  運營這條線路的京港地鐵公司總經理邵信明說,地鐵4號線最小發車間隔已經臨近極限。
 
  曾有政協委員提交過“關于北京地鐵4號線南延至大興區龐各莊的提案”,北京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委員會答復說,地鐵4號線現狀客流壓力大,最小發車間隔為2分鐘,高峰小時最大運力為4.2萬人次,“已達到設計能力”。在菜市口站至宣武門站之間的路段,小時最高斷面流量已達4.9萬人次,線路滿載率達117%。“未來進一步加強研究利用區域干路系統設置地面公交快線,構建覆蓋全面、接駁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統。”
 
  不過,這并不妨礙網民們暢想地鐵南延的話題,此類話題常常圍著天宮院打轉。“進京的怎么也得進,延長到龐各莊,從龐各莊上;延長到固安,從固安上。不延長,還是從天宮院上!”
 
  6
 
  住在天宮院,劉亞洲認為對自己最大的影響是:“我們和北京東邊的人基本不打交道了,我們徹底告別了朝陽區和通州區,但依然能打通西城、海淀、大興,包括昌平。”他又補充說,“認識的人都在西邊。”
 
  他們和“西邊的朋友”約在中間聚會,還會相約坐跨城公交車繼續向南,到河北省霸州市去泡溫泉。他認為,自己在天宮院“基本沒朋友”,“租房哪有什么鄰居不鄰居的?”
 
  周迪每早7點20分之前出門,晚上8點半左右回到住處,偶爾加班坐末班車,“依舊不會有座”。她工作日一日三餐在單位食堂解決,周末主要“靠外賣活著”,偶爾逛街時順便在商場吃飯。她結識的同小區的其他住戶,是遛狗時認識的。她養過一只貓和一條狗。“只要你們的狗玩到一起了,你們大概率會熟悉起來。”遛狗時拴繩和不拴繩的、訓練狗和不訓練的,都成為大家找朋友的依據。
 
  在天宮院,趙倩也沒有交到新的朋友。成了“二房東”后,她倒了3趟公交車,從同事家抱回一只出生不久的貓,因為貓通體黃色,她給起名“皇上”。
 
  “皇上”是她在天宮院的第一個朋友。
 
  看到她的招租廣告,來租次臥的是個文靜的姑娘,東西分了好幾趟搬來,之前她住同學宿舍,在東六環外。趙倩跟她商量好,房租每月2000元。沒有合同,只是口頭約法三章——不能帶異性回來,不能養大型寵物,如果要搬走至少提前一個月提出。
 
  她的室友每周四休息一天,周末照常上班。她們偶爾在吃飯時間一起在客廳里觀看綜藝節目。趙倩記得,室友第一次敲自己的房門,是要借手機充電器。
 
  她評價這是一種“危險與溫暖并存”的生活。她覺得在北京,對陌生人變得不害怕了,會容易相信別人,但溫暖也是陌生人給的。她覺得幸運,找房沒被騙,找室友沒遇到壞人。
 
  但當遇到吃火鍋找不到同伴、逛街沒有人陪、除了同事和微信好友沒有說話對象時,她會感到孤獨。
 
  市場研究機構歐睿信息咨詢公司的報告顯示,全球獨居生活人數已經從1996年的1.53億上升到2011年的2.77億,預計到2020年,全世界將新增4800萬獨居家庭。在中國,超過5800萬人過著“一個人的生活”,其中20歲到39歲的已達2000萬,他們也被稱為“空巢青年”。
 
  而寵物行業的一份白皮書說,2019年中國寵物市場規模達到2024億元。在2017年的養寵人群中,未婚及已婚無子女者合計占了65.2%。
 
  趙倩的日常生活很簡單:養貓,在客廳里跟著健身App做瑜伽,在小區里跑步。經她測量,繞小區一圈恰好是一公里。
 
  她還跟著網上認識的一群戶外活動愛好者,去過霧靈山、喇叭溝和烏蘭布統草原。她發現,同行的隊友幾乎都是一個人報名來玩。
 
  她也參加一些線下活動和免費搶票福利,但要看地方,“有的太遠就不想去了”。她邀請朋友來家里打牌,因為她租的房子最“寬敞”,十幾個人聚會都沒問題,但她最多約到過4位。朋友們選擇周末“跋山涉水”而來,帶零食帶水果也帶麻將牌,這樣的熱鬧要按季度算。
 
  “慢慢就習慣了,一個人生活也挺好的。”趙倩說。
 
  有人將“空巢青年”與“孤獨經濟”聯系在一起,認為“孤獨的年輕人孕育了孤獨經濟”。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周志強則認為,“孤獨經濟”的興起不是因為“孤獨”,而是人們對自己人生異常精致的訴求。就像不結婚的人無法忍受自己“精致生活”里的他人,“對于一切隨隨便便的生活都不能用隨隨便便的態度去應對,在沒頭沒尾的細節消耗大量的心力和時間”。
 
  在他看來,當技術高度發展,人們只需要干好份內的事就能活得很好,可以不依靠他人生活;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讓人們能夠應付各種風險和擔當各類消費。除了生活范式的改變,更核心的原因是,婚姻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。
 
  合租的室友搬離,談了一年半的女朋友分手,楊昊然開始一個人使用一間臥室。他聯系密切的仍是大學同學,他們常約著回學校踢球,當然,次數按年計。手機游戲是他每日必備消遣。他買了一個電煮鍋,不點外賣的時候,吃得最多的就是煮面條。
 
  “走出房子就不孤獨了,不能天天在這小屋里呆著。”楊昊然說。但多數時候,他都因為“拖延癥”或“行動力不足”而留在房間。“可能也是因為也沒有特別想做或是要做的事,就是沒有明確的目的。”
 
  他也有疑慮,“微信里很熱鬧,但是生活里好像沒什么人,但是你又感覺你有很多朋友,也挺奇怪的。”
 
  7
 
  獨自生活讓趙倩學到了一些人生哲學。諸如“人本來就是孤獨的,不管成家與否”,以及“和自己相處更重要”。
 
  她也發現,可能因為獨自生活,“和我媽的關系好了很多”。2019年春節后,趙倩的母親再次提出,退休后的生活很無聊,想搬到北京和女兒同住。趙倩告訴她自己還有合租室友,母親表示沒關系,她可以照顧“兩個孩子”。
 
  “我說我爸在家不吃飯嗎?我媽說,你爸吃食堂。”
 
  除了一箱子家鄉特產,趙倩的母親還帶來兩口鐵鍋。趙倩的生活質量隨之大幅提升。她下班回家,家里已經備好了粥和小菜,周六日還有魚蝦。她不再熱心于每天搶外賣紅包,也會偶爾邀請室友或朋友一起吃飯。
 
  “現在覺得他們真的老了,想多陪陪他們,只要她不老催我找對象,不天天挑我毛病。”趙倩說,“她嘮叨的比如東西亂放、老玩手機這些我都能接受,就是關于找對象這個比較麻煩,因為我也不能立刻解決。”
 
  2018年年底,天宮院地鐵站的一個出口位置,開了一座大型購物中心。趙倩可以不用步行20分鐘或坐一站地鐵去逛街了。她可以在這里的電影院買到任一場次的座位,不用擔心沒位子。而工作日,購物中心更顯空蕩,她在城里需要排20分鐘隊才能買到奶茶的店鋪,在這里很少需要排隊。
 
  她也習慣了天宮院的慢節奏。和城里風風火火的外賣員不同,她在送餐高峰的晚7點見過任外賣箱敞開、悠閑地把腿翹在電動車車把上的外賣員。
 
  2019年5月,趙倩將一位同事“忽悠”到自己住的小區租了房子。除了母親和那只叫“皇上”的貓,她有了可以一起看電影和逛街的人。
 
  對于所有暫時以天宮院為棲息地的人來說,房租是一個共同關心的話題。劉亞洲和女友租的兩居室原本租期一年半,月租是3200元,房東突然毀約。兩個年輕人就這樣被轟了出來。
 
  房東退給了他們押金,3200元。他們沒去索賠,因為忙著找下一個落腳點。等到半年后再從中轉房搬走,有些當初打包的箱子還沒拆開過。
 
  劉亞洲起了買房的念頭,將攢下的錢和借來的錢折騰了一年,湊夠了100多萬元首付,花300萬元在北京房山區買了一套房子。
 
  他告別了天宮院,“從六環外1公里搬到五環外1公里”,“前進”了一環。
 
  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 馬宇平 來源:中國青年報
 

責任編輯:知秋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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